外汇密探讯 对于研究者而言，21年和22年是被迫切换到“边走边看”模式的两年，可能没有一个市场参与者可以真的做到从市场的短期波动中抽离出来。每个月的非农、通胀、议息会议穿插着央行官员的演讲和宏观事件，高频信息让人与市场的距离越来越近，而当你离市场很近的时候，你自然也没有时间和空间去研究一些长期性的议题了。
比如，前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在2017年底的演讲中就已经认识到全球的同步低通胀水平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低中间品价格和低工资所致，但实际上核心通胀的同步性并没有那么高，依然受到本土因素的限制，因此中央银行要随时对“逆全球化”保持警惕。
而我们目前所面对的环境简直就是卡尼所述情况的镜像——全球化进程受到了地缘风险和疫情的双重阻力（中美），货币/财政宽松所造成的正需求冲击叠加疫情对供应端的负面冲击直接让通胀冲破了央行的政策目标；此外，美国本土就业市场也萌发出诸多结构性问题（包括退休、移民等等）。看起来中央银行确实应该重新考虑自身的通胀/就业目标。
说实话，虽然已经临近联储9月的议息会议了，但我并不在意9月是否仍会加息。而是对9月SEP中的“长期利率”预测感兴趣。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情况是一个长期的情况，而非“暂时性”的情况，全球化就是实质性地受阻（或终结）了，那么全球化的诸多副产品是否也会出现长期性的转变呢？再进一步深入思考，全球化的副产品有哪些，这些副产品会伴随当前的“逆全球化”也悉数走向反面吗？
18-19年时做过许多有关全球化“副产品”的研究，比如：
- 伯南克的全球储蓄过剩，简言之即美式全球化通过让非美国家赚取大量的美元盈余转化为了美元资产的买盘，进而把美国的利率越买越低。
- 全球银行业过剩，即申炫松的主张，由于银行可以灵活地在整个美元体系内从事跨境金融业务，导致银行体系的离岸美元信用得以大幅扩张。
- 皮克蒂的劳动分配论，由于大量低薪工人涌入“美元区”，他们“抢走”了高薪工人的工作，即美元体系内的劳动力定价一体化。
- 企业的全面灵活性，企业可以随意选择低税辖区展业，并且选择低利率的币种融资，在美式全球化的体系内享受低廉的资本和税率优势。
- 做空波动率（Short Volatility），因长期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企业回购所营造的低波动率环境。
这些副产品如果随着全球化的逆流也出现了长期的且结构性的异变，那么
- 在当前公共投资上升且储蓄不再“过剩”的环境下，是否自然利率实质性地提升了？
- 脱钩以后，低薪工人不再对本土就业市场构成竞争冲击，本土就业部门的薪资是否也会实质提升？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又不再是“全球的”而变为“本土式”的？
- 企业正在失去灵活的纳税辖区和低融资利率，企业的利润增长是否将减速？
我想，这些问题相比“联储会加息到哪儿”更重要，逆全球化和再全球化（即保持当前的美元区规模但内部结构出现变化，详见UEDA在JH的演讲）的进程，是否将实质地推升长期利率、增长和通胀的中枢？
而倘若我们国家在美式全球化的变迁过程中坚持探索自身的全球化路径并持续受到美元体系内的分配遏制，那么中国之于美元区的利益份额会怎样冲击到我们所有的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这仅仅是一个FDI或者进出口的问题吗？还是整个东亚体系内贸易和投资格局的问题？如果美元区内的菲利普斯曲线同化过程终结，需求方的曲线变陡，那么供给方的曲线是否会变平？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面临超长期的通缩压力？除非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市场？